温仁泽平
近年来，我国在新基建、新能源、新优质生产力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在控制房价、去杠杆、清理地方债务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以巨大决心和勇气破解了许多历史遗留难题，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我国短期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持续下滑甚至超调，PPI连续20余个月为负，CPI在零附近徘徊，为历史罕见，通货紧缩压力明显。股市、楼市近3年持续低迷，剔除银行股的主要股指普遍跌幅过半，创业板指数跌幅过半；1-8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0%，一二线城市平均房价降幅在30%左右，远郊区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下降1.5%。居民资产大幅缩水，消费降级。
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巨大，以罚没为代表的非税收入异常增加。在1-7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4%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增长12%，达到2.44万亿元。地方政府欠薪现象普遍，大量中小企业被地方政府拖欠建设费，引发裁员降薪潮。更为严重的是，市场信心受到打击，企业缺乏安全感，民间投资长期处于负增长，“躺着”文化盛行。
据各高校反馈，受经济下行、企业裁员影响，近三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失业压力与消费不振形成恶性循环。
宏观数据与微观感知存在明显分歧。一方面，统计数据受到幸存者偏差影响，工业生产、企业利润的统计口径为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掩盖了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真实情况，注册企业数大幅下降、注销数大幅上升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出于问责风险考虑，一些部门和地方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宏观统计数据在反映真实的微观经济状况方面越来越失真。
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一是信心不振，二是内需不足，其中，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占用大量资金、一些紧缩措施不但没有取消甚至有所加码等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房地产泡沫明显缩水、金融杠杆大幅降低、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拐点，为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正是推出大规模举措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时间窗口。
1.推出4-5万亿元地方债券或特别国债，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减轻被拖欠资金的企业负担。同时，制定全国性的一揽子减债方案，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出台法律和行政措施，建立地方政府资产交易机制，让地方政府用资产化解已有债务。最后，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编制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控制新的债务产生。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必须治理，但治理方式值得思考。近年来，地方政府经常性赤字高达4.2万亿元，地方政府财力已捉襟见肘，要求地方政府自行清理现有隐性债务不现实。以现有财力，很多地方政府连偿还债务利息都困难，更别说偿还本金了。在债务偿还和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开辟罚没渠道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一方面通过降薪、拖欠工资来节省开支。地方政府财政紧缩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2.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大力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减缓调控、紧急救市，提振信心。通过大力建设绿色电站和新能源系统，消化现有新能源光伏、风电、锂电池的过剩产能，提前完成“双碳”战略，大幅降低绿电成本，普及绿色能源，提高我国绿色经济和绿色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对二孩以上家庭，提供生育补贴，提振生育率，采取组合措施，规模超过10万亿元的一揽子提振市场信心，包括地方债、新基建、消费补贴、生育补贴、住房银行等，以及特别国债、超长期国债、央行再贷款等。诸如此类的工具，要规模大，财务成本低，确保群众有较强的获得感。
3、扩大消费领域以旧换新补贴规模，将补贴总额提高到1万亿元以上，并且不再指定消费品种类，只要是购买耐用品（汽车、家电、家具、电脑、手机等）都可以享受补贴，最大限度地发挥补贴效用，降低行政成本。
4、建立3-5万亿元规模的住房银行，储存地方政府土地和开发商商品房用于公租房，满足应届毕业生、新市民的首套住房需求。此举一举多得，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又缓解了开发商的现金流压力，防范了流动性风险，还解决了购房者担心的“烂尾楼”风险。
5、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打通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支持民营房企合理融资需求，降低房企信贷风险，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居民负担，通过降低准备金率弥补商业银行利差损失。放松前期市场过热时期的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紧缩措施，回归市场化。一线城市可先从开放郊区化、小户型住房入手，限购正在逐步放松。
房地产对GDP贡献率大，产业链条长，居民买房不仅用于居住，还用于装修、家电、家具、装饰等，房地产行业持续下滑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在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城市更新改造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房地产行业在惠及民生、扩大内需等方面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6、清理整顿紧缩政策和非税收入。以罚没为代表的非税收入异常高增长，恶化了营商环境，造成民营企业不敢投资，应尽快予以规范，可以考虑加大罚没等非税收入的投入。过于严格的问责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不敢作为，过多使用追溯性调查手段，导致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重点应放在建立体制机制上，减少运动式措施，加大各级压力，提高执行力。
7、重构资本市场，促进新生产力发展。过去几年，风险投资规模大幅萎缩，并被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垄断，这是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股市低迷，IPO基本完成，创新企业退出渠道不畅。以新生产力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创新创业环境恶化。应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繁荣生态，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
我国经济潜力巨大，面临的经济困难虽然严峻，但都是暂时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采取长效机制和短期措施相结合的有力措施，就一定能够重启经济复苏进程，提振各方信心。良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是应对美国战略遏制的根本，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我们坚信，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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