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成为会议重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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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本次会议的新闻稿中,“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出现了42次,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增加了5倍,都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经济”和“市场”分别出现22次和13次,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减少12次和9次。可以看出,新阶段的发展不再只是“数量”外延的扩大,而是“质量”内涵的提升。

发展的“质量”体现在两个方面:1)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战略支撑”,相关字在草案中被提及21次,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增加了5倍, 关注度进一步提高;2)以改善民生和城乡平衡为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知》中“民生”和“安全”被提及17次,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增加11倍;“城乡”和“公平”分别被提及6次和4次,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减少1次和7次。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党的领导,稳定长远发展的前提就是国家安全。“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着眼于这一大局,会议提到“党”35次,“治国理政”14次,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分别增加了3次和5次,把党领导的各领域治理机制完善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稳步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会议提到“安全”16次,“军事”和国防10次,分别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增加10倍和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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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二、二

对比:重点任务的调整和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具体部署了14项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部署13个方面的新任务,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前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体现了更加坚定的改革决心。

在经济体制方面,第十八届会议重点关注两大问题,一是厘清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二是强调市场体系的公平有序。会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为目标,作了更加全面的部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到了市场机制、市场环境、市场秩序等,同时特别强调了“构建统一的全国市场”。

高质量发展是本次会议提出的一项特别部署。报告多次提到“机制”,以期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机制,助力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并特别提到“新质量生产力”。

教育、科技、人才在本次会议上被放在首位,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十八届会议上没有单独强调。报告提出紧跟“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科教体系对高质量发展和培养高质量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方面,第十八届会议分为两段,从政府职能和财政角度作了更详细的部署。会议提出了“加强宏观政策导向一致性”和“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的统筹协调”,并提到了“财税金融”两大重点领域的改革。

在城乡发展方面,十八大会议就如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具体部署。会议进一步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加强调“振兴”和“发展”,提出“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水平”,还提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在对外开放方面,第十八届强调开放的“程度”,如“放宽市场准入”和“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本届会议更加强调开放的“层次”和“扩大体制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改革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等相关机制的完善和改革。

关于非经济问题的会议的介绍也值得注意。例如,在民主和法治方面,它提到“改进统一战线工作模式”;在文化方面,提出“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完善综合网络治理体系”。在民生和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和“完善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在生态方面,更具体的是“促进减碳减排、绿色扩张和增长”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十八届会议公报不同,本公报对会议的“现状”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会议一方面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同时提到“实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内需,因地制宜发展优质新型生产力”,这意味着政策实施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加快推进, 努力实现“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另一方面,会议强调“落实各项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反映会议仍然高度重视当前经济金融风险。

信号: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可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治理”。本轮改革继续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体目标,新提出“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远治理能力”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涉及到如何具体落实党对科技、金融、金融等重大经济事务的领导,要从体制改革、战略规划、统筹协调等方面形成明确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切实“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一致性”,避免紧缩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叠加问题。

二是更加注重“公平”。这一轮改革立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较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活”和“可管”,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强调城乡、各种所有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要素平等和司法平等,明确提出“缩小城乡差距”,共同富裕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

第三,更加注重“安全”。本轮改革明确强调“发展与安全协调”的必要性,安全内涵包括: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对宏观经济有三种可能的影响:

首先,从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技术路线变革的加速,可能需要保持适度的产能冗余,这对价格水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从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可能避免大规模开放和关闭,而大规模政策的出台需要更严格的内外部触发条件。例如,在民生方面,本轮改革强调“力其力而为”和“加强普惠、基本、综合民生建设”,体现了财政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平衡。

第三,从应对外部风险的角度出发,本轮改革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开放”,包括规章制度、管理、标准等,逐步与国际接轨。通过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应对中美之间的经贸逆风。

第四,更加注重“质量”。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根据我们的测算,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趋势的中性估计,要实现“十四五”“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2024年至2035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需要达到4.24%左右,中国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相当于人均-25000美元)。

但是,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人均GDP需要达到30,000-40,000美元,这仅靠实际经济增长的增长是难以实现的,还必须依靠物价和汇率的上涨。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资本投资的放缓,实现中长期GDP增长目标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突破,是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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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钟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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