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措施转换后，扩大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是推动疫后国内经济恢复的重点。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潜在消费，推动消费由疫后恢复型转向持续扩张型。消费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有就业才有收入，因此就业一度被列为“六稳”“六保”之首。这也是我国在疫情期间出台政策保护市场主体的重要逻辑起点。就业不足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循环不畅、通胀低迷的重要原因。 鉴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就业弹性高于制造业，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就业是长短期结合、支撑扩大消费的重要手段。同时，服务业很多生产场景就是消费场景。近两年，一些地方政府把会展、活动、演出、餐饮、旅游经济作为当地稳增长的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
去年就业市场有所反弹，但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2015年，全国就业人员规模就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据人社部统计，2015年至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五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平均每年减少180万人，其中第一、第二产业分别减少744万人、365万人，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增加928万人。
城乡就业人数变化也印证了上述发展趋势。疫情前5年，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1109万人，乡村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减少1290万人，后者减少幅度略大于前者，就业人数总量呈现减少趋势。
就业总量下降反映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由过剩转为短缺；就业结构变化反映出中国仍在经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三产业成为创造和吸纳就业的主导产业。
2020年至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我国就业人数下降趋势更加明显，疫情三年间，全国就业总人数平均每年减少699万人，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多减少518万人。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也出现退化，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减缓；第二，第二产业重新成为创造和吸纳就业的主力；第三，第三产业创造和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
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227万人，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少增加882万人；农村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减少926万人，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少减少364万人。这进一步印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放缓、城市创造和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趋势。
2023年是从疫情防控向经济恢复过渡的元年，随着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人员往来的常态化，服务业的复苏带动就业市场明显回暖。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计，全年全国就业人员新增690万人，比上年增加1991万人，为2015年以来首次同比正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少781万人，比上年减少1372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加415万人，增加102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1056万人，增加2341万人。同期，城镇就业人员增加1101万人，比上年增加1943万人； 乡村就业人员减少411万人，减少48万人。
就业改善带动居民收入增加，助推消费复苏。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22%，比上年下降0.37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居民调查失业率平均5.18%，下降0.26个百分点；流动户籍居民调查失业率平均5.20%，下降0.66个百分点，其中流动农业户籍居民调查失业率平均4.85%，下降0.79个百分点。同期，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1%，其中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6%，后者高前者2.8个百分点。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比上年加快3.1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比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20%，高出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12.8个百分点。
即便如此，2023年的就业市场复苏仍是恢复性的。2020年至2023年，全国总就业人员每年减少352万人，降幅虽小于2020年至2022年三年平均值，但仍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少171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每年平均减少443万人，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少302万人；第二产业每年平均增加72万人，多增436万人；第三产业每年平均增加20万人，少增909万人。同期，城镇就业人员每年平均增加446万人，比疫情前五年平均值少增加663万人； 农村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减少797万人，少减492万人。可以看出，近四年来，第二产业就业情况比疫情前有所好转，但第三产业就业损失较大，总体就业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影响了当期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挖掘潜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服务业
前文提到，从就业人数变化来看，我国自2015年起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但这只是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尚未进入城乡收入均等、经济一元化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较大，继续呈现二元经济的特征。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9%，比2015-2019年平均水平提高4.8个百分点，但仍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收入的29.3%，提高4.5个百分点，不到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30%。
从以上三次产业和城乡就业发展变化情况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在继续，正处于刘易斯第一次转折点向第二次转折点的过渡阶段。而且，自2013年以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是第三产业接替第二产业，但受疫情影响，这一进程出现逆转。
2023年服务业生产仍呈现恢复性较快增长。 当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比2017年至2019年三年复合平均增速高0.5个百分点，但2020年至2023年四年复合平均增速为5.13%，仍比2017年至2019年三年复合平均增速低1.02个百分点。2024年前5个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不仅比2023年同期低4.1个百分点，也比2020年至2023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低0.44个百分点，比2017年至2019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低2.87个百分点，反映出防疫转型对服务业复苏的刺激作用服务业零售额增速趋弱。同期，服务业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7.9%，比上年全年增速回落12.1个百分点，领先社会零售额增速的优势也收敛了9个百分点。
由于就业弹性变化巨大，现阶段正在采取更多对服务业友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和增加就业可能产生更明显的效果。我国就业弹性的分析结果表明（即对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长率与三次产业总就业人数和就业变化进行一阶差分回归分析），2013年至2023年，总就业弹性为0.4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0.10，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为0.05，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66。这说明，近十年来，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大，增加值每实际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第三产业就业增加0.66个百分点；第一、二产业就业基本没有弹性。 2005—2012年间，总就业弹性为0.78，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21、0.82和-0.10，表明当时制造业的就业弹性最大。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增加空间也很大。以“就业份额/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就业承载力显示，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其增加值份额，反映出第一产业吸纳了冗余就业；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普遍远低于其增加值份额，反映出第二产业由于国际竞争相对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第三产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他三国的就业份额大致相当于其增加值份额，而中国的就业份额远低于其增加值份额，反映出中国第三产业未能创造与其增加值贡献相匹配的就业机会。
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这与服务业发展并不矛盾。
发展新优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优质生产力也离不开服务业，包括发展与产业链相关的研发、物流配送、金融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工业物联网服务等。事实上，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普遍较高，如美国前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接近60%，欧洲约占40%，中国不到20%。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需要顶层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一是在认识上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将其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二是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本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和个人破产制度。三是要结合稳步扩大规则、规章、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开放。 四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协调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阻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破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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