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家中小型券商投行部中层经理后，程敏决定辞职，跳槽到一家大型券商的资产管理部。
“投行业务周期也比较长，如果一段时间IPO收紧，那当年的业务就得往后推。”在她看来，保险代理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科创板试点以来，资本市场近5年来逐步走向全面注册制，头部券商一度迎来IPO“大时代”，投行纷纷招募扩充保险代理人队伍，与前几年投行业务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
但当前，受经济周期、市场下行、IPO暂时收紧等因素影响，投行陷入周期性困境。
投行人士李原表示，当前环境下，投行不降薪就要面临损失，降薪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在这波券商裁员降薪潮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投行，如果手上没有项目，就可能面临调动或者裁员。”资深证券业内人士张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逻辑很简单，经纪收入减少，就要控制成本支出。一般券商会先通过降薪渡过难关，如果困难依然存在，就先裁掉不能通过创收养活自己的员工。通常公司的底线就是要求员工收支平衡。”张明说，目前券商内部政策全面收紧，差旅费、营销费等都要控制成本，尽量节约。感觉这是史上最严的一次。
在李元看来，投资行业本身确实需要停下来，进行整顿和规范，因为这几年发展太快，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此背景下，一些投行家主动离职、转行，寻找出路成为投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投行在发掘优质IPO企业、严控风险的同时，正计划加强并购业务发展。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投行需要提升全业务链服务能力，才能走得更远。
投资银行家从忙碌转为空闲
罗旭在大型券商工作十余年，做过投行、资管，用他自己的话说，年纪够大了，可以算是“投行老手”了。但近两年，他觉得投行越来越难做了，他的感觉是“越来越严，越来越难”。
“投行业务的周期性非常明显，前几年IPO工作量很大，承销费也随着募资额的增加而增加，大概三年一个周期。”他表示，2020年左右做IPO业务的时候，自己非常忙碌，每天都在赶工，准备递交材料，赶进度。做IPO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尤其是参与申报过程的时候，但也有充实感和收获感。
程敏也回忆说，前几年保险代理人的门槛降低了，不再要求必须担任过项目协办人，只要通过保险代理人考试，就能进投行，因此保险代理人的数量大幅增加，资格价值也随之下降。
罗旭从2021年开始感受到IPO收紧。“有些行业被限制上市，2023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他表示。
2023年年初，IPO被传出“红黄灯”行业限制，年中受理申请数量开始减少。在全注册制实施前夕，当年1月，市场曾传出主板上市审核将设置行业“红黄灯”的消息。证监会对核准制下的主板申请设置行业限制，明确食品、防疫、白酒等“红灯行业”不能申请，家装、电器等“黄灯行业”只有龙头企业才能申请。
2023年2月，A股市场实行全额注册制，IPO上市热潮并未如预期般到来，同年7月，A股市场仅有1家新股获准IPO。
“去年我们有一个净利润4000多万元的项目，想申请创业板，但被劝退了。”当时，罗旭发现创业板上市难度很大，科创板也更加看重“硬科技”，整体上市“门槛”愈发严格。
2023年8月18日，证监会宣布将始终坚持科学合理维护IPO和再融资常态化，同时充分考虑二级市场的承受能力，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控，更好地促进一二级市场协调均衡发展。随后，2023年8月27日，证监会又明确将分阶段收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
一家中型券商投行业务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自2023年8月27日新政实施以来，投行IPO及再融资申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同时在审项目退出率大幅上升，给投行业务带来较为深远的影响。
行业正处于周期性衰退
随着IPO发行节奏暂时收紧，投行也面临周期性的困难。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去年7月以来，上交所、深交所新受理IPO申请数量均大幅下降，分别受理18只、15只申请；北交所新受理上市申请数量达105只，但与去年同期（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1日）的136只申请相比，下降了23%。
今年上半年无论是新股受理还是会审进程都处于停滞状态，这期间虽然IPO相关政策不断出台，但也给投行带来了新的要求和压力。
今年4月出台的新“国九条”明确规定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主板、创业板上市标准，完善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标准；扩大在审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现场检查覆盖范围；将上市前突然“清仓式”分红等情况纳入发行上市负面清单；严监管分拆上市等。随后，证监会修改了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沪深交易所也对发行上市相关规则作出相应修改。
随后，证监会于6月19日推出“科创板八条”，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进一步完善科技型公司精准识别机制，为并购重组提供更大支持。
“除证监会和交易所修改规则提高上市标准外，监管层并未传达其他附加上市条件和上市标准。但在实际审核中，对主板大盘蓝筹定位的论证、对创业板‘三创四创新’的理解、对科创板硬科技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投行需要加大力度进行行业研究论证。”一位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投行高管唐云观察发现，现阶段各大投行均已大幅提升IPO项目审核标准，将项目质量控制和风险防范的重视程度提升到新的高度。
“现阶段我们在选择项目时，除了要满足硬性上市标准外，还需要将拟上市企业与对应行业的在审项目进行对比，在经营业绩、市场前景、科技含量等方面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唐云表示，财务真实性的核查也更加严格，比如对于营收核查，除了常规的核查证据，还需要更充分的客观依据；对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报告期内表外收付款等违规行为的容忍度降低，对于屡禁不止的违规行为，需要特别关注，扩大核查范围、延长检查时长。
新规强调严格发行上市准入，提高各行业公司上市门槛，导致不少公司推迟上市计划。据唐云观察，新规出台对拟上市公司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从发行审核到信息披露，再到合规成本、风险管理，拟上市公司需要全面调整优化策略，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
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145家证券公司2023年实现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480.03亿元，同比下滑17.83%。截至今年一季度末，43家上市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费用净收入合计67.44亿元，同比下滑35.89%。其中，33家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家证券公司降幅超过50%。
出路又在何处？
IPO愈发严格，投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但程敏也觉得“痛”是必要的，当下，投行也在寻找新的出路。
“从以往的经验看，投行业务要想度过低谷期，需要保持稳定的人才队伍，紧跟政策导向，及时调整业务重点和资源布局。”唐云表示。
投行也在调整“航向”，如在坚持前期服务和全流程服务的前提下，灵活调整项目申请时间；也在转变定位，发展“新质投行”，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积极挖掘新质生产力或具有新质生产力潜力的企业。
6月下旬出台的《科创板八项措施》明确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并购重组，政策给出了利好，投行们也看到了一些明确的业务方向。
“在并购标的方面制度约束得到一定放松，对券商科创板并购业务起到了提振作用。”一位中型券商投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随着IPO业务收紧，券商可以转向科创板并购业务。
在保证项目质量、严控风险的基础上，唐云把目光转向并购重组。据他观察，2024年以来，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较去年大幅增加，各项政策也提出多措并举激活并购市场。
当然，发现“好”的公司依然是唐云的主攻方向。
“这就需要投行人员对相应的行业、细分行业有深入的了解，提高对企业未来价值判断的灵敏度。”唐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单纯依靠投行业务体系的“行业专业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证券公司的研究资源、销售资源和投行业务体系的有效协同，基于行业研究能力发现企业价值，实现合理估值定价，提升销售能力，调动整个公司的资源为客户提供服务。
“IPO和再融资放缓是暂时的，除了IPO和再融资，企业还会有其他的资金需求，即便暂时没有这些需求，留住这些客户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原认为，投行需要和客户一起成长，而不是把客户当成一个项目，然后就去做下一个。从上市到减持、增持、交易、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并购重组、海外扩张、提供资金或者组织财团等等，都可以是券商的服务范围。
在李远看来，经济有周期，监管有周期，但服务好全链条的优质公司才是根本。“服务好一家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客户、供应商、高管、子公司、产业链等都可以成为投行乃至整个公司的服务领域。只有优质的投行才能提供全链条的资本市场服务。”李远说。
（本文张明、李源、程敏、罗旭、唐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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