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幸福、大实话”之外，标题中的这两个字正是我们理解的余额宝模式的另外两个载体，也是已经被证明成功的要素。
“红色正能量”，这是阿里巴巴小微金融国内事业群总裁范志明在增利宝产品体验会上使用的术语，我觉得可以恰当地形容余额宝业务各方的态度，那就是集中力量做好事，攻坚克难，必胜无疑。
一个能在两三个月内惠及几千万客户的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个过程虽然充满困难，但几乎是一气呵成，我想用“天意”来解释它的必然性。下面我们来看看实现余额宝模式主要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是提出想法，从本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我们选择与阿里巴巴合作的背景。但锁定余额宝模式的合作模式，是一个复杂过程，积累艰辛的过程。我们和同行一直专注于与电商合作开淘宝店，淘宝店装修设计稿我们有十几稿，产品方案也调整过多次。但由于种种原因，淘宝店可能直到最近才上线。去年10月左右，支付宝[微博]祖国明及其团队开始思考在支付宝上推动与货币基金的合作。后来，国华人寿理财产品和光大定存宝的热销提振了他们的信心，又重新聚焦2011年底开始研究的货币基金支付解决方案，于是余额宝模式便得以规划和提出。我想可能是太想往一个方向走，当没有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路。
接下来就是系统开发，我们今年2月份和金正合作开始系统开发，3月初，各方确认需求，阿里也开始投入开发，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双方复杂的系统开发对接，业务流程的确定、技术系统的落地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把电商运营需求和资金规则对接起来。虽然期间经历了不少波折和矛盾，但因为目标统一，投入巨大，最终还是顺利实现了。
再来重点说一下监管沟通问题。6月21日，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余额宝业务的相关表述被部分媒体和同行曲解，引发了所谓的“停牌门”。当晚，我和公司电子商务部的范志明、祖国明以及张慕霞等人就账户登记问题赶赴基金部五处处长李英处进行沟通。当时我们心情很复杂，主要是觉得微博上的指责并非事实真相。尤其是第二天得知徐浩副处长在会上所说的“只要有利于客户利益和市场发展的创新就应该鼓励，对监管暂不涉及的应该推动监管调整，即使有冲突也不能简单否定创新，风险控制是创新的保障”等言论没有被媒体关注和传播时，我更是伤心不已。从徐主任主持召开的6次多关于基金与电商合作的咨询会，到今年3月份《暂行办法》的发布；从余额宝项目与徐主任和五办的多次沟通，到7月5日证监会表示“从模式上看，支付宝‘余额宝’是第三方支付业务与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结合创新，其各个业务环节都在有效监管之下”，这些都表明，正如我后来在一些场合表达的那样，余额宝模式是业务创新和监管创新共同的结果，而主要的动力在于我们都坚持了客户利益至上、合法合规、强化风控、大胆创新的方向和原则。
还有很多，所有这些，我愿意称之为“红色正能量”。
与支付宝的紧密合作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让我们领悟到了很多“新的商业规则”。随着余额宝的快速成长，很多同事关心为什么我们能这样与支付宝合作，有没有保护期，我们的管理费有多少要贡献给支付宝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在6月17日的发布会上，我正式感谢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发现并尊重我们的专业价值，选择了我们这样一家在行业排名并不靠前的公司，给我们机会为他们创造价值”；我和祖国明都表示我们没有保护期，我进一步表示“我们呼吁行业尊重我们的创新，但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只有把事情做好、创新得更好才能保护自己”；我们对外宣称“增利宝基金综合推广成本比线下低很多，支付宝的投入比我们多很多”，但很多人不相信我们没有亏钱，不停地追问。我被逼到极限，干脆说“增利宝是天弘旗下最赚钱的基金”。
在我看来，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内部价值观统一、工作方式合作共享、绩效体系清晰，战略响应能力和执行力都很强。而且，客户至上的价值观和丰富的电商经验，对项目的实施帮助很大，也感染了我们团队。余额宝项目一经阿里巴巴确认，就迅速被定为集团二号项目，并为此动员了巨大的资源；双方基本没有进行所谓的“商业谈判”，双方签署的协议也只是四封邮件交流后就敲定了；我们的项目团队为了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没有推卸责任，没有讨价还价……
新的商业规则在此不再详细分析，事实是，多家机构之间的合作，远比单一机构内部的合作顺畅得多。商业中，利益来来去去，要实现成功的商业合作，利益、价值观、目标统一很重要。而要拥有这些“统一”，除了智慧，是否需要尊重和践行信任、共赢的商业规则，是否也需要一定的格局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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