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受关注的条款是地方政府将停止对企业上市给予奖励。《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各地对企业上市的奖励政策随处可见，金额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且多级政府叠加。如果停止这一奖励政策，将引发各地政策调整潮。
不过，主流观点持正面评价。“取消上市奖励并不意味着不再鼓励企业上市，而是防止恶性竞争，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陶庆阳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地暂停发放上市补贴
8月16日，司法部宣布会同财政部、证监会联合起草了《规定》，并于8月16日至9月15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旨在规范IPO中介机构服务的文件，因其中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得根据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对发行人或中介机构进行奖励”，而受到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的高度关注。
浙江某市金融部门负责人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计划暂时搁置相关事宜，等待法规正式出台后再做决定。如果政策有限制，原计划的奖励将取消。”此外，江苏某市金融部门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一旦政策明确，他们会坚决执行。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6个不同省市金融部门发现，目前它们的做法基本一致：均选择暂时停止发放企业上市补贴，等待《规定》正式出台。若确定取消，上市激励政策也将相应调整。
根据《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对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给予奖励的，应当追回奖励，并由有关部门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罚。
多地竞相推出IPO奖励补贴政策
上市企业数量一直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标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企业上市不仅能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因此多年来，各地竞相推出企业上市奖励补贴政策，并投入巨资刺激企业上市热情。
以浙江为例，早在2017年10月，浙江就在全国率先推出鼓励企业上市的“凤凰行动”，统筹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培育引导等工作。最新版“凤凰行动”（2021-2025年）明确要求各地制定完善企业股改上市、上市、并购重组等扶持激励政策，并继续将“凤凰行动”计划纳入浙江省人民政府督导激励事项。
安徽推出企业上市“迎松行动”，根据企业上市阶段，在加强专业指导、促进上市合规、加快上市步伐等方面提出扶持政策。其中，对报名上市辅导的企业，省财政奖励补助160万元；对申请上市的企业，省财政奖励补助160万元，上市成功后补助至400万元。
记者以Wind资讯的关键词“上市奖励、上市补贴”为依据，对近三年（2021年至2023年）上市公司获得的上市奖励及补贴进行粗略统计发现，2021年年报中，共有347家上市公司披露获得上市奖励，金额合计12.26亿元。其中，单笔上市奖励超过1000万元的上市公司有21家，三美股份更是高达3273万元。共通药业、盈峰股份、北元集团获得的上市奖励也均超过2000万元（含）。
2022年年报中，共有约280家上市公司披露获得上市补贴，金额合计逾8.6亿元。其中，获得上市补贴超1000万元的上市公司有11家。满坤科技获得的上市奖励最高，3次奖励共计1800万元。新安捷、内蒙古新华等公司也获得上市补贴约1400万元。
2023年年报中，仅有27家上市公司披露获得上市补贴，金额合计7888.51万元，超过1000万元的仅有1家公司，即骑士乳业，金额为2050万元。
IPO补贴竞争愈演愈烈
IPO激励原本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上市成本，提高企业上市积极性，但随着IPO资源竞争日趋激烈，激励机制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为争夺上市资源，同一省内不同地区对企业奖补金额不同。以浙江为例，义乌对企业上市奖补政策分为直接上市奖励和首发募资奖励，总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元；余姚采取阶段性奖励，上市辅导备案后奖励200万元；提交IPO申请材料并被证监会或沪深交易所受理奖励400万元；首发成功奖励200万元。
江西是给予上市企业补贴最为丰厚的省份，以赣州经济开发区为例，在享受省、市相关奖励的基础上，区政府还将给予企业3000万元奖励；鹰潭市对本地企业首次公开发行A股，从股改启动到成功上市，市政府和受惠政府将分别给予企业1000万元和1500万元奖励。
“上市激励可能引发地方政府间的不公平竞争，不仅增加财政负担，还会干扰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导致企业按照更高的激励而非最优效率进行搬迁，造成资源错配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陶庆阳告诉记者。
A股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前三大省份（广东、浙江、江苏）中，以2022年为例，记者粗略估算，广东共有42家上市公司获得上市补贴，金额合计7073万元，最高的600万元；浙江共有52家上市公司获得上市补贴，金额合计1.34亿元，最高的1030万元；江苏共有33家上市公司获得上市补贴，金额合计9945.46万元，最高的920.68万元。
从“奖补”到“服务至上”
陶庆阳表示，取消地方政府IPO激励的政策，与近期实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相契合，可以看作旨在推动各地从争夺优惠政策向争夺营商环境转变。
如果《规定》决定取消上市激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企业上市的现象，争取让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企业上市，从而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而强化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真正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应从“滚动奖补”转向“注重服务”，回归支持本地企业高质量发展，让企业IPO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是以上市为导向。
记者注意到，不少地方政府从服务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企业上市的举措。上海日前发布的“浦江之光”升级版指出，鼓励各区建立上市企业专职经理人制度，完善辖区内拟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定期回访机制，支持各区建设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为辖区内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提供“一站式”服务。
广州在今年年初出台的《关于巩固提升‘领头羊’品牌推进上市企业培育工作的若干措施》中也指出，将建立潜在上市企业库，按照企业规模、上市阶段等维度将上市企业分为培育层、优选层和申请层，为库内企业提供专业咨询、资本市场培训辅导、融资对接等服务。相关职能部门将及时解决并反馈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历史遗留问题、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用地、环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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