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中国正在从过去的高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债务扩张、房地产和人口增长时代，走向高质量发展、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债务控制、房地产和人口下降的时代，政府正努力推动过去以债务为基础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代表的创新型效率型增长模式转变。
在经济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不足、债务负担过重且风险较高、通胀率持续走低、流动性明显下降、房地产修复艰难、民间投资能力不足、信心和预期不足，被定义为“新旧动能转换阵痛”。
如何减轻痛苦？如何成功转型？
目前，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应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提振总需求和物价水平，但政策制定者似乎对需求侧刺激持谨慎态度，降息步伐缓慢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财政扩张幅度低于预期，也未能改善总需求。
本文从“国家市场理论”出发，分析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应该做什么、怎样做。
本文的逻辑
1. 需求侧扩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供给侧释放：深化改革开放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25'，感谢分享]
01
需求侧扩张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当经济陷入低迷时政府应该做什么？
古典自由主义主张让市场来调节，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也不应该妨碍市场出清；凯恩斯主义则主张逆周期调节，政府增加支出，扩大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总需求，带动私人消费、投资、预期和物价回升，从而使经济周期趋于平缓。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两者结合起来，认为经济下行时，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但也不能过度举债或肆意干预。
我的建议是，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政府应该扩大需求侧，降低实际利率，增加财政支出，注重增加居民收入，保护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命题表面是凯恩斯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是表象与现实的结合。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我把国家看作是内生变量。
在我提出的国家市场理论中，国家是一个对冲市场（尽管是一个不充分的市场），政府类似于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在国家发生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时提供保障和风险对冲。
最好的证据就是，当经济不景气时，公民争相购买国债对冲风险，国债价格飙升。公民把国债视为无风险的避险产品，也就是把国家当成避险市场。公民购买社保后，生育时有生育保险，生病时有医疗保险，失业时有失业保险，退休后有养老保险。政府的社保机制帮助公民对冲人生四大风险。
当经济增长时，政府的财税收入增加，国家的信用和债务扩张能力增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紧缩和积累，央行随着自然利率的上升而提高利率，财政部在减少债务扩张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社保基金积极投资获得更多收益，积累信用，为经济衰退预留空间。
经济衰退时，政府财政税收减少，国家信用和债务扩张能力下降。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时期国家信用已经积累，民众大量购买国债对冲风险，大大增强了政府融资能力。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应是扩张性的、积极的，央行顺应利率自然下降趋势，降息使实际利率降低；财政部根据前期信用积累和目前的低利率、旺盛需求，扩大债务，增加财政支出；社保基金根据前期收入积累，增加失业等保险支出，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振经济，平滑周期。可见，经济萧条时期是国家对冲市场的牛市，政府自然逆势扩张业务。
从对冲市场的角度去理解政府的逆周期调控，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逻辑，政府和大型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类似，实施逆周期调控，在经济上行周期为老百姓储粮、积累信用，在经济下行周期为老百姓提供风险对冲和保障。
国家对冲市场同样受到价格约束，政府不能像大型对冲基金那样过度借贷，央行也不能过度发行货币。国家债务的价格和利率会约束政府的行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自由的利率和汇率市场中，价格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更为有效。在相反的环境下，政府容易因为软约束而过度发行债务、过度发行货币、资源过度集中。
在国家对冲市场中，政府支出就是私营部门（家庭和企业）的收入，过去美国大量举债，国债规模高达35万亿美元，而另一方面，借款支出又转化为私人收入，美国养老金基金规模高达38万亿美元，几乎与国债规模相当。
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扩大支出，相当于直接增加私营部门的收入。例如，政府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将财政收入直接转移给企业和家庭部门。如果财政收入不是来自税收，而是来自政府债务融资，那么政府通过举债进行的支出，既是私营部门的收入，也是私营部门的债务——政府债务最终要靠民众的税收来偿还。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税收原理》（1817年）中提出了一个猜想：在一定条件下，政府通过发债或征税来筹集资金，其效果是相同或等价的，这被称为“李嘉图等价原理”。
在《现代货币理论》（2012）中，兰德尔·雷提出，货币是一般的、有代表性的记账单位，而主权政府债券的出售相当于货币政策的运作。这意味着，如果政府扩大支出，只需要扩大货币，而不必发行政府债券。我把这称为“兰德尔·雷等价定律”。
从本质上看，发行国债和加税、发行国债和发行货币并没有什么区别，在2008年以后的两次逆周期调整中，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政策组合都符合这两个等值定律。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债与税收政策、国债与货币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却有很大差异。
无论实行什么政策，其方向和目的应该是一样的：政府扩大支出，增加国民收入。
当前，政府应加快启动全国市场的对冲机制和保险功能，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
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继续加大力度、增强实效”，“储备和尽快推出一批增量政策措施”，同时提出要扩大内需，强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放在惠及民生、促进消费上，多渠道增加居民消费，把服务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要手段。
理论上，政府支出的扩大相当于私营部门（企业和家庭）收入的增加。有人质疑，过去政府大量举债消费，但居民收入的债务也大幅增加。这其中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府支出对私营部门收入的反馈是不均衡的、结构性的；第二，居民部门的债务也在扩大（38万亿元房贷），而银行部门的收入却在增加——居民部门的负债（贷款）就是银行部门的资产；第三，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带动并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而普通家庭的收入不足、过度举债，导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
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强投资、强出口”模式，是一种资源积累型的增长模式。当来自欧美的技术、资本转移红利衰退、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加速、国际贸易关系趋紧时，潜在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降，并伴随投资过度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下一阶段，中国将从过去的高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辜朝明在《赶超型经济》（2024）中将其定义为“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黄金时代”。他认为，黄金时代是工人阶级的时代。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需求上升将推高工资增长，收入差距自我修正。随着居民购买力提高，企业将扩大产能、提高利润，经济的供需、消费和投资都会比较旺盛。
但顾朝明的前提是居民积累并维持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如果居民收入不足、债务负担过重，即使劳动力供给减少，但需求下降的速度可能超过供给，因此居民收入不但不会增长，反而会下降，失业率也可能上升。
因此，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高质量的科技，本质上是高质量的国民收入和生活。居民收入增长了，购买力增强了，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才会增加，在人口老龄化时代，才会迎来黄金时代。
其次，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扩张要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建议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集中和调动财政、金融和民间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却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产能过剩和风险持续存在。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试图通过居民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这一计划效果显著，1960年至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率达11.6%，而国民收入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达11.5%，七年翻了一番。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家庭迎来了一轮消费革命，汽车、彩电、空调等普及。
日本政府推行这一计划，正值日本经济处于景气周期，中国目前处于经济放缓周期，需要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政府可围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应加大降息力度，降低实际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特别是尽快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住户部门的还款成本。新房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较快，但存量房贷利率“粘性”很强，不利于降低住户债务、促进销售。
有经济学家讨论，面对通胀率过低的问题，央行应该效仿欧美日等央行，把通胀率定在2%作为刚性政策目标。这样可以推动央行进一步降息刺激需求，最终推动流动性和通胀。通胀也是现代央行价格调控的两个最重要目标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央行不能为了通胀而通胀，推动通胀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只要居民收入上升，通胀率自然就会上升。
央行可以推动人民币适度贬值，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人民币汇率也会下降，人民币贬值可以促进出口，吸引入境旅游，增加国内厂商和居民的收入。
货币政策调控总量，财政政策调节结构，财政部门要发挥更大作用，中央要进一步加大国债融资和财政支出，把财政支出重点从财政投入转向增加居民收入。具体措施包括：
1、采取“节流补贴行动”：中央财政通过节约超额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支出的方式直接补贴居民，一次性无差别（减少使用限制）发放超过1万亿元的现金或类现金消费券；对于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地方政府以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替代保障性住房，从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中划拨一部分用于发放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消费券，符合条件的居民连续两年每户每月可获得1000至3000元补贴，减轻保障性住房建设周期长、排队时间长的压力，直接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地方政府按比例向持有存量房贷的家庭发放房贷补贴消费券，按月发放，连续12个月，并通过财政补贴对存量房贷“降息”，减轻居民债务负担。
相比财政投入基础设施，财政资金直接转移给普通居民，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高，可以更快转化资金，从而带来更高的财政支出乘数，政府税收收入更快增加，流动性改善更加有效，市场信心和预期改善更加明显，提振经济和内生增长动力的效果更加扎实持久，其逻辑是，财政资源在更加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中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2、启动“国资保障计划”：设立国有资产全国分红基金、国有土地和住房保障基金。
中央各部门可以考虑设立全国全民国有资产分红基金，将30%-50%的国有股权投入到基金中。全国全民国有资产分红基金通过资本运作、全局投资等方式盈利，收益充实社保基金；同时大幅增加农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数额，帮助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应对当前的养老、失业风险。
20年来，国有资产不断升值，2017年至2021年，全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平均每年增长14.6%，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权益平均每年增长11.8%，行政事业单位净资产平均每年增长20.3%。
但目前国企利润上缴不足，烟草央企利润上缴比例为25%，石油、电力、电信、煤炭等央企利润上缴比例仅为20%，低于法国国企的50%和瑞典、丹麦、韩国的1/3-2/3，地方国企实际利润上缴比例甚至更低，低于上市公司平均分红率。
地方政府可考虑设立国有土地和住房保障基金。从全球来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国有土地资产。新加坡政府利用国有土地为85%的国民提供公有住房，其中约94%为自有住房。中国拥有大量国有土地，为国民提供大量经济适用房。
过去中国发展商品住房经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收入。接下来，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广大家庭的住房问题，建议各城市建立国有土地住房保障基金，将本市国有土地纳入基金。国有土地住房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经营收入）的50%用于当地新建或收购保障性住房建设、租金补贴、住房贷款利息补贴等。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詹姆斯·米德在其著作《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1936）中提出了社会红利的思想，他写道：“国家从投资于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可以把一部分利润作为社会红利分配给消费者，另一部分再投资于社会化企业。”
米德在《消费信贷与失业》（1938）一书中明确将直接发放给每个公民的“社会红利”定义为“逆周期”政策工具，称其在经济萧条时期也能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疫情危机期间将这一思路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接近现代货币理论，财政政策接近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
国有资产是国家长期储备的重要资产，是国家的压舱石，在经济衰退期和老龄化阶段，应启动其对冲机制，对冲失业、养老、住房等风险，保障民生。
综上所述，国家是一个对冲市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应该启动保险机制，扩大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保护家庭资产负债表。
02
供给侧释放
改革开放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在供给侧能做什么？
在经济学史上，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最早提出从供给侧思考经济增长，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被定义为“萨伊定律”。该理论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认为生产活动会自动产生需求，从而避免生产过剩。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家通过创新寻求突破，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从而推动经济复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供给创造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即技术创新创造新的需求。
但萨伊定律在大萧条之后受到挑战。大萧条时期，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债务过度，家庭部门有效需求不足，债务清偿困难，物价持续下跌，企业在供给侧难以通过技术创新、降价等手段拉动需求。凯恩斯提出政府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
此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负责需求侧，企业负责供给侧，两者逆周期、顺周期相互配合。
但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诺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对国家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是提供一整套交易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其主张包括：政府应着力完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宏观干预；制度起决定作用，产权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给政府在供给侧创造了空间，即政府致力于供给侧的制度创新，明晰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要素的流通，进而推动技术创新。
里根执政时期，以蒙代尔、拉弗、万尼斯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提出“回归说”的口号，主张：大幅降低所得税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企业投资能力；取消航空等领域的政府管制和价格干预，增加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控制货币增长率；减少政府赤字和社会福利支出。里根政府打着减税的旗号上台，引进一批供给学派人士进入财政部，推行供给侧改革，实行减税，废除各种管制。1983年，美国经济开始迎来景气周期。这被认为是里根革命的成果。
我的国家市场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对冲市场，政府在需求侧的对冲功能上类似于大型保险公司，同时，政府和大型保险公司、一般企业一样，在供给侧具有创造功能。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工艺、设计、管理）创造新需求，而政府的产品是“公共物品”（国家制度、社会保障、法定货币等），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公共物品的价值。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加入，创造价值，从而支撑了他们的国家信用和美元的强势。
对于政府来说，需求侧刺激可以对冲风险，而供给侧创造可以带来增长。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除了扩大需求侧，在供给侧还能做什么？
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球刺激政策效果减弱，上游原材料和房地产库存高企，PPI持续下跌，国企利润下滑，负债上升。中国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一方面在上游去产能，另一方面在下游拉动需求，即棚改货币化刺激房地产。
央行设立专项住房抵押贷款补充贷款，2015年至2019年为棚改提供约3万亿元货币支持；地方政府开始发行专项债券和一般债券，每年3-4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券60%投向基础设施；同时，地方城投公司债务继续大规模扩张，大量用于土地开发。
此轮房地产刺激计划集中和调动资本大规模投资土地和房地产，成功帮助上游国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刺激经济复苏，但也推高了房地产泡沫、家庭负债率和宏观杠杆率。
这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我们上面说的供给侧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刺激需求侧。
2020年以后，宏观政策转向降风险、去泡沫、降杠杆，严控开发商贷款和地方债务扩张，房地产全线下跌。在需求侧政策方面，政府开始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强调“不往市场上撒钱”，降息幅度不及预期，限制地方政府债务投入，严控赤字率，为后期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预留政策空间。
因此，在今年全国人大三《决定》中，政府并没有提出大规模基建刺激计划，对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的管控依然严厉。如今宏观政策的方向非常明确，试图通过重金投入八大战略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实现供给侧的“双突破”——外部瓶颈制约、内部新旧动能转换。可以看出，中国正在进入押注“8+9”的时代。
但这轮供给侧政策和上一轮类似，还是在需求侧，不同的是，之前投的是房地产，现在投的是“8+9”产业。很多人认为，投新技术、新产业，才是供给侧的真正突破。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技术创新从何而来？
技术创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是上游的制度创新，一个是下游的有效需求。政府需要通过供给侧的制度创新解决结构性问题，通过需求侧的扩张解决周期性问题，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这两个条件。
第一部分分析了需求侧，这一部分我们重点分析供给侧，而需求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从供给侧入手解决。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国家转型过程中，经济转型步伐较快，其他领域转型滞后，体制机制不匹配、不平衡导致经济结构性问题，进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有效需求不足，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当前，国民经济体制中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
一是投资、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投资，产能过剩，内需疲软。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多元化，体制内养老金高，农村养老金低，失业救济金低，抑制了低收入、失业家庭的消费。
第三个是农村和城市土地的双重结构。
第四，农村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养老金福利之间存在社会福利的双重结构，而城市的内部差异也很严重，与城市商品有关。
第五，金融体系具有双重结构，直接融资和投资银行占低比例，间接融资和国有的商业银行占高比例的，大量信贷资源被投资于国有的企业，使私人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并获得了不平衡的资金分配。
政府可以制定一项详细的计划，以加深改革和开放（改革清单），实施各种机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机构成本和税收成本，并提高资源因素的流动性。
所有危机都是流动性的危机，只要人口，资本，技术，商品，土地等，经济增长就不是一个问题。 - 膨胀螺旋。
反过来，政府可以取消供应方面的限制性系统和干预政策，以释放市场活力并提高市场流动性。
金融市场：促进中央银行系统的改革，从基于数量的监管转变为基于价格的监管，使用泰勒规则，短期利率作为中间目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两个最终的目标，将运营规则迫在眉睫。汇率自由化和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直接融资市场和投资银行，改变由间接融资和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并提高资本分配效率和市场的流动性，将股票流动性移交给市场，使投资者确定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并提高股票和债券的范围，并提高股票的范围，并降低了投资范围，并确定了企业的范围，并确定了企业的范围，并确定了企业的发展。
基于资源的基本服务市场：诸如石油，电力和电信之类的中断行政垄断，引入自由竞争，并将其开放给整个社会，个人可以找到就业机会，从而全面提高了基于资源和基本服务市场的效率并降低了成本。
农村土地市场：进一步阐明农村土地的个人财产权，消除对农村土地转移的限制，允许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入农村土地市场，推动农村土地价格，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并增加农民的营业收入。
新技术市场：减少对新技术领域的限制，例如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并促进了高级技术的部署和应用，例如低空飞行和无人驾驶汽车，在信息透明度和国家监管的前提下，政府应同时解决诸如结构性失业技术的问题，并应培训新技术。
主要的消费市场：我们建议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全面取消对房地产购买的限制汽车市场并降低库存压力。
服务消费市场：大大减少了对教育和培训，娱乐，在线游戏，媒体和在线视频等市场的限制，包括商业许可限制和设计版本号限制，增加积极的宣传和行业声誉指导，创造放松的公众舆论和商业环境，并支持诸如教育，娱乐，娱乐，在线游戏和媒体等服务的开发。
供应方面的制度改革还包括财政和税收，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国家制度的改革。
总而言之，要解决短期周期性问题，应在需求方面激活国家对冲机制，重点是增加国民收入，并实施一项国民收入的计划，以保护家庭资产负债表并帮助公民对冲风险，以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应将民族创造力激活，重点在供应方面，并促进了经济改革和促进统一的态度，并促进了稳定的态度。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国家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自由，福祉和人类多样性。
本站候鸟号已成立2年，主要围绕财经资讯类，分享日常的保险、基金、期货、理财、股票等资讯，帮助您成为一个优秀的财经爱好者。本站温馨提示：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