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扩大内需计划。我觉得这个把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和改革结合起来的一揽子计划，不仅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现行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理念，是一个有相当政治智慧、可接受性强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结构性角度看，我建议10万亿元的扩大内需计划，还是要以扩大居民消费为重点，否则，如果大部分被各个地方在体制惯性下瓜分掉，用来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仅是宏观乘数低，而且会造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保证经济继续繁荣。
十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比2008年、2009年更为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企稳回升。
与2008年、2009年相比，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投资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不足。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和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等。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为严峻。
受结构性内需不足影响，当前一些指标比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都不及2020年。决策部门对这些情况的认识越深刻，企业家、投资者的信心就会越足，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为了给青年人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拉动消费，使经济流通顺畅，使企业产品卖得更好；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使家庭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的局面；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该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从以上几个角度看，我认为史锦司长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计划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急需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城市更新、家电更新换代等，这些政策对内需正在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谋划，尽快出台10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其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疏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举措更好。
10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足够吗？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15%，考虑到我们现在GDP已经接近130万亿，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在15万亿左右。
从2020年各国在疫情冲击下的需求扩张规模来看，多数刺激计划也达到了GDP的15%。以美国为例，美国疫情前后GDP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此外，更重要的是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虽然经历了两年的通胀，但这些政策确实带来了旺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考美国刺激需求15%左右的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元以上。
总之，根据以上两个参考，十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十万亿计划是否足够扩大内需，不仅取决于总量规模，还取决于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宏观乘数效应有多大。
以货币政策协调为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均大幅降息，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不少国家将利率降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说经济史上有哪一次衰退伴随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联储虽然当时其实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并没有这么做。一来是因为市场没有察觉和重视，二来当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也没有逆周期调控的经验。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后，一旦出现经济衰退，降息、宽松就成了各国宏观政策的标准配置。类似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发生的情况，在市场经济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会不会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史进主任说，“我们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有必要简单拒绝量化宽松政策，只要有利于中国经济繁荣，任何国家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当然，具体情况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内需，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中国经济会企稳回升。因为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能力，从零开始打造芯片、工业软件等的经济困难相比，现在的困难只是以前没有的产能现在有了，需要拉动需求，让经济循环顺畅。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开启需求繁荣的正循环，未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
10万亿应该主要用于补贴消费，而不是扩大投资
考虑到扩大内需的紧迫性和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十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扩大投资，而应该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居民提供消费补贴。
首先，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的效果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一次性或不可持续。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仅能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更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其繁荣经济的效果将是持久的。
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十九大提出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呢？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因此，消费不是浪费，发放消费补贴、发放消费券也不是“扔钱”，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当然，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投资和消费，正如史进主任所说，“没有投资而没有消费的经济，也没有消费而没有投资的经济”。但毕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以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5000-6000亿元，投资率43%左右，比世界其他国家每年高出20个百分点，这么多年还不算太高吗？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房地产投资。按照各国的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投资3000-4000亿元够吗？如果多出来的几十万亿低效无效投资，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不是更好吗？
如果十万亿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来自削减低效无效投资的节余，而是来自发行扩大内需的长期国债筹集的资金，那么这笔钱主要用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上，还是用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很大不同。当然，企业还是可以自行投资，应该承担风险的，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深中通道，也可以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但是，中央拿出十万亿扩大内需，就要保证这笔钱用到实处，保证扩大内需的效果，保证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
从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由短缺经济到供需旺盛，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变，与这一转变相匹配的是财政政策由建设性财政向民生财政的转变，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转变。
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利用财政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大；在供需旺盛阶段，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也能为经济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巨大支撑；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础设施时代，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阶段，如果继续进行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则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剧总需求的短缺。
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的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基础设施。但二战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几次经济衰退，当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更多是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90年代以后，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甚至社保支出也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只有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才能发挥主导作用。2000年、2008年、2020年的经济衰退年，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走在了前列。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了分发货币等积极作用，但其救济和现金发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的国债，本质上也可以看作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毒药？回顾2020年疫情面前，集中生产、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消费则为负贡献。虽然投资在短期内拉动了内需，但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会形成新的供给，形成更严重的供给过剩。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欧美旺盛的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2023年下半年之后，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会不会再次重演？
从扩大内需总体效果看，扩大投资受益的只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数相关人群；而发放消费补贴或消费券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惠及范围更广，对扩大内需、疏通经济循环的成效更显著。
至于说给所有人钱就等于不给钱、担心通货膨胀的观点，他们的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对中国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认识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止通货膨胀，过剩经济防止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危害更大。
假设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或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周期性发行短期国债，筹集扩大内需的10万亿元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出发，对居民进行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在3倍以上，长期可衍生出30多万亿元的总需求，自然可以抚平经济周期，给中国经济带来长期繁荣；相反，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这些资金被用来继续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在1左右，不仅不能抚平经济周期，给中国经济带来繁荣，而且这些投资从长远来看，还会成为新的供给过剩，进一步加剧未来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十万亿刺激计划，是遵循制度惯性和决策习惯，按照相关利益部门的要求，继续投资基础设施，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的干扰，惠及民生，真正解决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这是十万亿计划能否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繁荣最关键、最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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