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死结：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如何影响国家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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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西晋是继秦、西汉、东汉之后形成的第四个大一统政权，也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历史上唯一出现的大一统王朝。但在大一统王朝中，晋朝的存在感最低，西晋从统一到覆灭，只维持了37年。摆脱了国亡危机的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南下，重建东晋。皇权不断衰弱，达官贵人轮流执政，人称“贵人共治”。公元420年，随着晋恭帝禅位给刘裕，国号改宋。历时155年、经历15个皇帝的两晋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沈刚在研究晋朝历史后认为，晋朝之所以没能长久，是因为从建国之初就陷入了僵局。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与实际政治运作对立、冲突，形成了晋朝治理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司马懿篡位的曹魏政权中也同样存在。

沈刚对历史的理解，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从小就热爱文学和历史，其小说《再见，十八岁》曾获“萌芽”文学奖，曾是上海作协最年轻的会员。大学毕业后，沈刚从事杂志、报纸编辑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他离开媒体，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从事企业品牌推广。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众多中外顶尖企业的成功、扩张、失败。在这个过程中，沈刚认为，品牌和公司的兴衰规律与宏观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支撑、资源调动能力五个维度有关。

也正是在此时，沈刚读到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系列著作，《从历史看组织》等跨界作品对他影响很大。沈刚觉得历史更多的是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衰，与自己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萌生了以品牌主题运作体系多维度重新研究、叙述中国历史的想法。2022年，沈刚出版了《兴衰：两千年中国治理的得与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建雄评价作者虽然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但视角独到。目前，《兴衰》已再版四次。

“《晋朝兴亡》是我第一次写历史，而且是通史，我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犯错，所以总体上写得比较套路。全书以几位主要帝王的传记为主，很多想法没法深挖，但写作过程中也构思了新的方案。”沈刚说，他对晋朝历史特别感兴趣，在新书《晋朝的僵局》中，他聚焦这个短暂而又被忽视的朝代，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读。

魏晋风气背后的“两面人”

第一财经：晋朝是九大一统王朝之一，为什么在历史上存在感不强？您在研究晋朝历史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

沈刚：历史上晋朝一直被冷落，这和《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有关。因为小说的影响，大家对三国分裂时期的历史和人物都非常熟悉。而晋朝的实际开山祖师司马懿，在《三国演义》中也被描述成诸葛亮的对立面。另外，还有一句流传千百年来的说法“司马昭心意人皆知”，是对司马家族革命的否定。自然，民间对三家归晋之后的历史也不太了解。

金朝在历史上的形象也是非常负面的，比如它是公认的最黑暗、最屈辱、最不幸的朝代之一。两晋所谓最黑暗，其实源于人们对金朝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政权的认知。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曹魏政权时，屠杀了大批反对他们的大臣、名流，曹匡帝被当街刺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当众杀害的皇帝。司马懿也非常残暴，在平定辽东公孙渊割据政权后，便大开杀戒，屠城而亡。

金朝被认为是最屈辱的一个王朝，主要是因为它是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规模争夺中原。永嘉年间，匈奴兵入洛阳后，在屠杀中丧生的包括皇太子、王公贵族、官僚、平民在内的约三万人。“永嘉之灾”的严重程度远比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要严重得多。

疫情期间，我被迫减少了两年的工作，但读书的时间却多了起来。重读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多部史书后，我觉得大众熟知的对晋朝的历史评价并不全面。比如，很多人把西晋政权的覆灭归咎于晋武帝复辟封建制度，统治集团的腐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早期确实进行过屠杀，冤枉得江山，但晋武帝司马炎在帝制时代也算得上是一位仁政君主，如果历史给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他或许可以媲美汉文帝的成就。晋朝继位的皇帝基本都是仁政之人，所以晋朝其实不是一个暴政王朝。

但为何晋朝没能像周、汉那样绵延数百年呢？原因就在于晋朝的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形成了系统性的僵局，这也是《晋朝的僵局》这本书的主线索。

第一财经日报：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都存在很多问题，您为什么关注晋朝？

沈刚：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它继承了秦汉的大一统，又先于隋唐的大一统，同时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西晋也短暂地实现了大一统。这样一个王朝的兴衰，可以给我们看待中国历史提供特殊的启示。

秦汉初年以后，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式确立。儒家思想强调天命，即自然法则。从政治角度看，天命意味着王朝和君主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汉武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代表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价值观。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而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经过他的治理，东汉也成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儒家价值观统一思想、团结民心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此时的汉朝达到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历史“双高”高峰，汉朝享有天命的合法性观念深入人心。人民自愿接受汉朝统治，效忠儒家思想、效忠汉朝政权、效忠王室。儒家思想化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巨大向心力。

为什么仅仅一百多年之后，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就抛弃儒学，转而投向玄学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晋朝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或者说是合法性缺失。晋朝取代魏朝的过程充满了血腥，一个皇帝被废黜，一个皇帝被杀。尤其是曹奂在意识到司马昭篡位的政治野心，不愿意配合他进行政治表演之后，就被当众刺杀。这种当众弑君的行为，发生在汉朝之后，忠君思想深入人心，严重冲击了儒家文化的底线，虽然没有影响司马昭最终以晋代魏，但是却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司马氏建立晋朝后，为了统治，不得不继续高举儒家大旗。文人觉得统治者太虚伪，但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发声。他们有的充当“两面人”，表面上合作，有的则拼命喝酒，行为各异，形成了“魏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文人只讲孝道，不讲忠信，造成社会分裂，我称之为僵局。

晋朝这种先天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是合法性的缺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没有实现统一，四五百年的混乱，根本原因就是晋朝。无论是曹魏司马政权，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都认为自己是秦汉第一帝国的合法继承者，都是以禅让的方式改朝换代。而更替者认为前朝有天命，而我却更多，把自己包装成合法的继承者。其实这个“天命”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合法性越来越低，都是因为统治者所倡导的和他们实际做的是相反的，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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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但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是合法的帝位者，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害兄弟，逼迫父亲逊位，这些行为也严重挑战了儒家伦理道德，为什么历史对他的评价更高呢？

沈刚：李世民有鲜卑血统，又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北朝人。北方游牧民族的皇位继承规则与汉族不同，特别是像匈奴这样的地方，没有长子制，而是强者争霸，或者强者得皇位，也就是谁实力最强，谁就是统治者。所以，与汉族政权相比，北方少数民族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曹魏、晋朝司马氏政权篡位后面临的“天命”僵局。

李世民的得权方式当然是暴力的，政权建立之初也是血腥的。但在政治学中，统治一个地方好不好，主要看两个东西：合法性和有效性。李世民先通过暴力和血腥建立了有效的政权，在巩固了政权之后，他去解决合法性问题，此时他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知识分子纳入统治体系。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就是北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承认唐朝政权合法性的过程。最后，李世民以隋炀帝的失败为鉴，建立了强大而统一的王朝。

但是李世民的夺权手段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随后的唐朝几乎每次统治者的更迭都是血腥的。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造反，废黜了太子，让李治继位，给了武则天可乘之机。武则天为了当上皇帝，杀死了儿子李显。中宗李旦病重之后，韦皇后为了效仿武则天，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了中宗。唐玄宗斩杀韦皇后即位，之后又杀死太平公主巩固权力……唐朝之所以发生那么多血腥的宫廷政变，就是因为李世民开了不好的先例。所以唐朝其实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导，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权。宋朝唐宋变之后，胡汉又出现了分裂。

第一财经日报：是的，去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正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官员的忧患》，研究的是宋代的宫廷政治。总体来说，宋代的宫廷政治在历代中是比较文明的，除了宋太祖死得神秘血腥外，在皇位继承时并没有直接对竞争对手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沈刚：宋代是从太祖、太宗到仁宗的时期，确立了君主中央集权和士大夫共治的体制，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和学者多年来的追求。其实，如果追溯“共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两次党狱迫害。

因为党狱之灾，汉桓帝和汉灵帝被儒家扣上了无能君王的帽子。其实，这二人虽然无能，但并不残忍。他们是外藩的藩王，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儒家经典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所以本能地启用宦官。这是因为宦官有两个好处，一是没有子嗣，自然对皇位不构成威胁；二是他们很听话，汉朝的文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要把儒家思想放在皇帝之前，不完全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汉桓帝和汉灵帝当然认为宦官是好的，才导致了“党狱之灾”。

尤其是在第二次“党迫”时，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藩密谋武力消灭宦官，如果那次政变成功，他们很可能与皇帝达成共治共识。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就是如此。诸葛亮也是位权臣，他与刘禅的关系就是共治的原型。从这个角度上看，指责刘禅是“愚不可及”、平庸的统治者，未免有些不妥。

东晋是完全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所谓“王马共治，共天下”，但那种共治是士大夫的专政，最终成为少数世家大族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宋代全面推行科举制度，越来越多的平民、文人通过科举，相对公平地进入统治体系，促进了社会阶层的顺畅流动。最终宋朝政权演变为君主制前提下与士大夫共治，实现了相对良性的政治形态，朝廷政治在历朝历代中都算是比较文明的。

第一财经：您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您的经商经历对您的历史写作有何影响？

沈刚：传统的历史写作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概念的，历史其实就是研究群体或者组织的发展规律，做过集团管理的人写历史可能更有全球视野，更有同理心。

比如，文人墨客评价汉桓帝、汉灵帝，认为他们“愚昧残暴”，“亲近小人，远近贤臣”。其实，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愚昧的皇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软弱的领导者，决策能力虽然差了点，但总体来说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被文人墨客骂。

但如果你生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代，遇到了强势的暴君，想暗中发动政变，杀掉皇帝身边的宦官呢？你早就被灭口了。司马迁因为表达了和汉武帝不一样的意见，直接被阉割了。在汉桓帝、汉灵帝时代，文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甚至希望皇帝按照他们说的儒家制度来统治。

晋朝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总被人诟病为黑暗、残暴。但在晋武帝司马炎之后，继任者其实都比较软弱，大多仁慈，有的稍微无能，或者短命懦弱，掌权者都是士族，总体来说这些士族都博览儒家经典，有价值观。与历史上的朝代相比，晋朝在征收重税和自上而下的压迫方面并不十分严厉，艺术、文学、思想都相对宽松。司马炎“太康之治”期间，社会经济有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人口急剧增长，《食货志》甚至夸张地说，当时天下几乎没有穷人。

金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导致中原地区千里血流成河，影响到之后几百年的不断分裂和大动乱，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作为统治者，他们当然要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