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萧关道：探寻古道历史，领略西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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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摄影家、自由撰稿人胡承曾重走陕北，写下《榆林道》。2020年，他重走龙关道，出版《龙关道》一书。四年后，他根据多年来走访小关道的所见所闻、所读所闻，写下新书《小关道》，再次展现这条淡出历史数百年的古道。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欣认为，胡程的文笔具有独特的西北风格，三本书堪称“关陇三部曲”。此前，胡程还写过《我甚至希望旅途永远没有终点——蒙古之旅》和《我遇见了一万亿棵白桦树——西伯利亚铁路之旅》，这两本都是在国外销量不错的游记。

胡成说，“小关道”这个写法比较陌生。因为在北宋时期，随着西夏的崛起，曾经繁华的小关道中断，成为两大势力互相争夺的战场。直到清初，西北地区才重新纳入统治版图，北京到乌鲁木齐，包括更远的伊犁的交通才再次接通。此时，西安到兰州的道路已改为关陇大道。

他从2008年开始关注小关路上的人，希望通过对比古人和现代人在这条路上行走、生活的人的命运，让更多的人看到时代潮流下，这条承载着悠久历史厚重古路上普通人的命运的悬殊。

在古道上，我遇见了当地居民

第一财经：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相比您的《榆林路》《龙关路》等书，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小关路》。

胡程：我其实不是西北人，是安徽人。十几年前，我以摄影师的身份去西北拍摄唐代石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和我一样来到西北的外地人，包括西北本地人，都更关心西北过去辉煌的历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西北的博物馆哪怕只有寥寥数间展厅，90%讲的也是北宋以前的历史。至于西北人现在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我们外地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历史上也是如此，清代走过小关道的文人虽然留下了一些记载，但都是精英文笔，只用寥寥数语写到过一个和尚，却从不问这个和尚的名字。

西北人的生活比很多其他地方要艰苦得多。首先，他们的自然环境就很恶劣。比如我的家乡一年有两茬作物，但在西北，不仅一年只有一茬，很多地方至今连基本的灌溉设施都没有。农业收成完全取决于天气，好年景可以多收成，坏年景可能就一无所有。我书《老程》中《白水驿》一章讲的是，去年倒春寒来了，最后他每亩地只收了四五十斤小麦。

我去陕西拍摄，认识了很多人，慢慢跟他们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想要把他们记录下来。真正写西北民生的书比较少，比较小众。再加上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愿意多关心外面的世界。

我之前最畅销的书是出国游记。《小关路》的销量可能不太好，但我还是想做这个。我无法改善书中田大妈、潘大妈、张老头等普通人的生活，但至少可以给他们立个传。虽然对于宏大的叙事来说，他们还不够，但就像书封底的那句话，“在精细化时代，他们很重要。”

第一财经：书中有很多当地人，您是如何选择他们的？我注意到，您写的大多数人都是草根阶层，很多人的命运都很感人。

胡程：《小关道》里的人物大多是老人，这不是我刻意选择，而是西北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榆林道》写的靖边，县城已经搬迁了两三次，老县城里最年轻的人也五十五岁左右。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因为进城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种地一年的收入。所以西北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严重。留下来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公务员，但他们不像老人那样热爱当地，留在当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书里的人悲惨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出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写真正命运悲惨的人。比如潘大妈家门前那排房子里的一个老太太，就自杀了。她是安徽萧县人，为了躲避饥荒逃到西北，每月有200多元的退休金，但钱都被她儿子拿走了——她没有办法。越穷的人越在乎。老太太没有钱，每天到儿子家乞讨为生。她大概是觉得前途无望了，所以自杀了。

我为什么不写她呢？因为我想找一些和当地人有相似之处的人来写。比如《榆关路》就写了一个靖边村的富翁，他在靖边开了矿，非常富有。《小关路》里我写的这些人，让你觉得他们很苦，但很不幸，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那些地方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作者，因为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第一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路上偶然遇见了一些人。书里出现的第一个人，是我在礼泉县遇到的一个老头，我问路，他正好在路边。最后提到的两个人，马老头和张老头，也是因为我当时开车在山里转，找不到《定西县志》里提到的狼嘴，所以才提到他们。当时在路边干活的只有他们，我只好去找他们问问。

前几天罗歆去西安参加活动，我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毕竟我是人，总有自己的判断，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公正，所以我特别注重这种随机性，把偶遇看成必然，并长期交往下去。但有些地方，去了好几次，也未必能偶遇对的人。书中的另一个遗憾，是在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偶遇对的人，对我来说，是很难的。

潘阿姨靠运气活了下来

第一财经：你遇到的所有人中，你最在意谁？或者谁的人生经历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胡程：我写了三本关于西北的书，其中最让我在意的两个人是：一个是在上一本《榆林道》里出现的，但他已经去世十年了。现在还活着的肯定是潘姨。其实潘姨住的村子就在西安乾县乾陵附近，离小关路还有五六里路，就算再走小关路也到不了。但潘姨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即使我不写这本书，我也会写她，因为她是这片土地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潘阿姨的身份最让我感叹。在村子里见到她，谁都会以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当地老太太，年纪很大了。但她讲着一口东北话。其实潘阿姨从小在沈阳市区长大，读过中学。如果不是因为支援西北，她父亲这个七级木匠1960年从沈阳军工厂调到宝鸡，然后带着全家来到宝鸡。如今她在沈阳，最起码也算个“广场舞阿姨”吧？

然而，潘姨14岁到宝鸡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沈阳，被送到西安干县当知青，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失去了回城的机会，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主要靠种地和政府每年退耕还林后发的几百元补贴过活。

我们认识15年了，我每次去西北都会去看她。从去年到今年，潘阿姨摔了好几次。先是在家里摔断了右手，到村卫生所检查。其实她的右手之前就摔过一次，但是还要继续干活，手也没恢复好，只好靠左手去切菜。这次又摔了，她的右手基本就残了。后来，她在地里被藤蔓绊倒，摔断了一条腿。当时她躺在床上，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不行了，但是好不容易撑住了。可是没想到，前段时间收麦子的时候她又摔了一跤，脸的一边还被撞破了。

看着她，心里会很感慨。城里人都说人老了靠医疗、靠营养，但对于潘阿姨来说，这一切都是靠她活下去。但西北这么辽阔的土地，像她这样默默无闻、生活坎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挖不出更多的人。

看了潘姨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以为自己有多伟大，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我们其实不过是草芥而已，什么都不是。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年和很多像潘姨这样的普通人接触，会对你或者你的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胡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想，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关注他们，而不是说我接触了他们，他们影响了我。可能因为从小在暴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一直是个能感同身受、能同情别人苦难的人。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一个乞讨的老人，我把我身上除了5元钱之外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但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愧疚，想着我怎么能不把那5元钱给他呢？第一节课铃响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把钱给了老人。所以什么样的人，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

《小关路》里有一位老人叫张有才，他是除了潘大妈之外我第二个关心的人。听到他的名字，我很想写写他，因为这个名字很能体现时代。张有才一家在当地种云杉。前几年我们国家基建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收益挺好的，他也把自己的几亩地转让出去种云杉。结果这两年基建萎缩，云杉没人要了。他说他家门口一棵三米高的云杉，两块钱收走。他不是开玩笑，就是两块钱一棵也没人要。云杉只好砍下来当柴火，他也没有其他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