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省份拥有 30 位金融副省长,高学历、专业化成群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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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鑫、程伟苗

编辑丨周燕燕

设计丨梁乔

新媒体编辑丨实习生王梦媛

另一个

该省一块与“财政副省长”相呼应的已增设!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局长王俊寿出任湖南省副省长,引起业内关注。这是自今年年初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李军出任陕西省副省长以来的第二位“财政副省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8月12日,全国27个省(含直辖市)拥有30名金融监管或金融行业副省级干部,如果算上挂牌一级干部,挂牌干部总数接近50人。高学历、专业、具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经验,是其群像的特点。

最早有财政干部被任命到地方,当时只有极少数金融系统官员被调到地方政府。2018年至2021年,财政干部在副省级关键岗位上受到热烈欢迎。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监管工作会议后,中央出重整治地方债务风险、民间非法集资等互联网金融风险。因此,化解债务风险、巩固地方金融监管,是现阶段有金融背景的干部们的核心任务。

2022年之后,这种转移的步伐有所放缓。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2023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地方财政官员承担了新的职能,其中多位官员兼任省财政委/财政工委委员。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要求,深入地方政府的财政干部也要肩负起进一步推动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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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节奏:从个体到密集再到正常

本文所讨论的派往地方的财政领导,一般是指主要分管国资、财政、金融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指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监管系统、金融系统、金融机构的人员,以及在省、市两级担任地方官员的领导干部。

金融干部到当地上班最早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2012年至2016年,副省级及以上财政官员几乎没有发生调动。2016年至2017年,江苏、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先后从金融系统任命了副省长。

2018年至2021年,财政干部向地方岗位转移步伐紧缩。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19位“金融副省长”,占整个统计样本的一半以上,其中2018年和2019年的调动数量最多,位居第二,分别为8位和7位。

2022年以来,转移速度逐渐放缓,2016-2017年恢复到每年2、3人的正常节奏。具体来说,2022年财政系统共输出2名副行长,2023年财政系统共输出3名副行长。2024年至今,金融系统共输出2位副行长:原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委员、常务董事、副行长李军,任陕西省副省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局长王俊寿被调任湖南省副省长职务。

这些任期结束后从财政系统调任的地方官员的命运也关系到公共利益,一般来说,他们分为两类。

一是回归金融机构后继续重复使用。一般的路径是这样的:这个人从一家大银行的副行长升任“财务副行长”,两到三年后,成为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总裁或集团董事长,少数人进入金融监管体系,承担重任。

二是继续从政,升任省委常委,管政。例如,山东省和安徽省的一些领导在银行保险行业具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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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描摹

会选拔出什么样的金融人才?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的简历来看,他们都是高学历、经验丰富的金融体系代表。

他们大多是从金融系统、国有大型银行、金融监管系统等各级干部调来的,集中在50、55岁的人间,以“65后”、“70后”为主。近八成的财政副省级干部具有最高学历博士学位,其中大多数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或优秀的金融学院,主要专业是经济、金融和管理专业。他们大多因成绩突出,事业顺利,35岁前基本跻身于部门级干部之列,45岁基本达到部门级干部级别。

《21世纪经济报道》发现,湖南、浙江、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金融副省级干部主要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干部调来。江苏、山东、福建、四川、河北、天津、吉林、贵州等省份的金融副省级干部主要来自国有银行副行长。

其中,金融副省级干部既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又有金融监管工作经验,实属少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王俊寿等“70后”就符合这一标准。

新上任的湖南省副省长王俊寿,是近十年来第二位来自金融监管体系的“财政副省长”,也是近十年来金融监管体系中第一位直接转任副省长的干部。早年,王俊寿曾就职于天津市科技城信用社、天津城市合作银行、天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2006年8月,王俊寿转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先后在海南省银行监督管理局、天津市银行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任职。2018年11月,王俊寿被聘为山东省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12月,被聘为上海市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上海市监管局挂牌后,王俊寿继续担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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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它曾经被密集调整过?

从2018年到2021年,金融机构密集输出地方官员,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随着当时实体经济增速放缓,我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金融部门内部资金闲置严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高。在地方层面,隐性债务持续扩大、债券违约、P2P乱象等,考验着地方政府协同处理的能力。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由具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业人士来解决。

“更重要的是传达金融理念,让政府团队成员熟悉金融,更好地利用金融工具。”某县级市分管财务工作的副市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些地方投资效率低下,是由于存在“大基地”现象,涌向同一企业或行业投资,产能过剩后,企业直接被拉入高风险名单,停止放贷。另一方面,金融具有发现价格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因此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更多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2018-2021年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的密集输出,也与金融监管改革密切相关。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升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渗透性。同时,会议提出,“地方政府要坚持财政管理主要由中央负责的前提,按照中央统一规章,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追究责任。”

“统筹金融资源和资金筹措,是短期内化解债务风险最直接的方式。”民生证券分析师谭一鸣强调。他表示,一方面,风险化解与地方政府的整体规划密不可分,尤其是地方政府高层领导对资源的协调。财政副干部通常分管财政、国资等部门,在防范和推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具有金融背景的干部可以充分利用前次金融工作积累的相关经验,帮助政府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为地方政府和城投企业注入更多的金融活力,帮助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实际情况看,具有金融背景的干部不仅要分管财务,还要在金融、投资、商业、科技、外贸等领域进行分管,以便更好地协调和协调资源。上述县级市原分管金融事务的副市长坦言,在他任职的三年间,市政府成立了风险化解小组,“拉拢”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商业银行行长,定期召开银行与企业沟通会。对资金周转暂时困难的企业给予贷款利息贴息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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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复杂高难度的新任务

2022年以来,虽然财政干部向地方岗位转移的步伐恢复正常,但他们面临的任务可能更加复杂和艰巨。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财政出身的副省级干部作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既要应对省级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又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改革。当前,监管转变服务观念,财政副省长要深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现阶段金融工作的重点。

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包括“稳定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共涉及六个方面33项措施。华东某城商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务院出台33条稳定经济政策时,恰逢新一届金融领导班子上任。”

202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提出“建立以中央财政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体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统筹优化中央财政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的编制和力量配置”。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督管理,不再设财政工作局、财政办的名称。”

上述改革启动后,各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继更名为“地方财政管理局”,并相继设立了省级财政委员会和财政工作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机构改革中,现任财政副省长也承担了新的职能,其中有几位兼任省财政委/财政工委职务。如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山西省常务副省长吴伟兼任地方省委财政办主任、省委财政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兼任区财政工委书记, 张新,广东省副省长,兼任省财政委员会副主任、省财政工委书记、省委财政办主任;马新,江苏省副省长,兼任省财政厅厅长;河南省副省长张敏、海南省副省长陈怀玉分别兼任当地省委财政办主任、省财政工委书记。

上述城商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接替其职务的分管财务的副行长已提升为常务副行长,直属财工委,以及地方发改委、财税、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任职。在今年的重点工作中,常务副省长分解承担了近40项任务,包括年底前要完成的GDP增长目标、固定资产投资正增长、支持更多“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上市、建立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务实交流机制等。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协调。要深化金融改革,稳健有序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对于同时担任财政办公室或财政工作委员会职务的财政干部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也要肩负起进一步促进中央与地方财政监管协调、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新使命。在多地学习贯彻中共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上,财政领导提出,地方财政系统要继续做好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服务发展的工作。

展望未来,如何让“金融干部各司其职”的模式发挥更大作用?此前,这位前市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财政干部的任期可以适当延长,“财政副市长”的覆盖面可以进一步扩大,选拔更多元化的财政人才,“目前,一些临时财政副市长的任期为2年,根据当地需要可以延长至3-5年。此外,来自以提供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的干部较多,也希望看到更多来自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人才。”

(本报记者卞万里也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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