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卓元被推荐为国家级荣誉称号候选人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党中央决定集中评选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根据评选授予工作安排，经各地区、各部门反复比选、集体调研，经过组织考察、统筹考虑，产生了“共和国勋章”推荐候选人4名、国家荣誉称号推荐候选人10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成为国家荣誉称号推荐候选人■
张卓元：建设中国自己的
经济学知识体系
（原标题：《建构中国自主经济知识体系——评论》，发表于《经济动态》2022年第4期，有删减）
自20世纪初严复翻译《国富论》以来，经济学作为西学的一个分支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经济学的小学生。中国经济学早期的发展基本可以归结为学习借鉴的道路，学习对象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西方经济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经济学开始有了自己的自信和灵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真正意义上研究和探索中国经济学。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奇迹虽然为世界所公认，但关于中国的伟大叙事尚未在理论上得到系统总结和升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还比较薄弱。回应“熊彼特之问”（即经济早熟但理论落后），将中国经验升华到中国经济学，进一步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加快建设中国经济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建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自主”主要体现在：以中国为镜、以时代为鉴，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小菁研究员的专著《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读完后，我深感这本新书不失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书试图围绕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经验、中国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基因、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愿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和现代经济学的演进，凸显中国经济学立足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
我们可以通过“向中国学宏观调控”来把握稳定化政策的中国特色，从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新阶段来把握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特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从而开展中国经济学的全新探索。
该书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新范式探索
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结构性调控，而过去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忽视了结构性调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一个重大政策失误，就是只注重总量指标（如通胀、产出、就业、资产价格等），而忽视了结构性指标所蕴含的风险。例如，在大稳定时期，产出缺口和通胀指标都相当稳定，导致宏观管理当局误判，以为高枕无忧，从而忽视了产出结构、杠杆率、外部失衡等结构性变量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这也是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只有总量调控而缺乏结构性调控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因此一直十分重视结构性调控。原本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扭曲”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政策等结构性政策在中国得到了实践，并时时显示出其有效性。2008年危机之后，这些结构性政策的合法性开始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当然，结构性政策并非万能药，其适用范围也需慎重考虑。总之，中国的宏观调控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外国理论。这种信心在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之后得到了显著增强。
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冲击是凸显结构性调控，而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冲击是凸显金融问题的重要性。没有金融篇章的宏观经济学，犹如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本书作者认为，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让金融回归”，一方面通过金融周期、金融网络和宏观金融关联，拓展宏观经济学金融支柱的构建；另一方面通过风险增长、跨周期调节和资产负债表方法，推动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实际应用。
需要强调的是，新范式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遵循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内在逻辑的纯学术探讨，事实上，由于其融入了中国宏观调控经验（如结构性调控、跨周期调控等）和基于实践的理论探索（如存量流量一致性方法、资产负债表方法等），新范式宏观经济学是在对中国稳定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升华中发展起来的。
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版发展经济学
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总的说来，它的初衷就是解决中国经济“起飞”、进入新常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运用新的战略思想、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带领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和现代化经济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特别强调，在以发展阶段为研究对象的“光谱”中，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阶段恰恰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低收入阶段的问题用传统发展经济学来解决，高收入阶段的问题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解决，但后发经济体的起飞和发达经济体的新古典增长之间存在着断层或理论鸿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与传统发展经济学不同的是，中国版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不再是经济的低收入阶段，而是中高收入阶段；不再是关于启动增长，而是如何应对结构性放缓；不再是关于突破贫困陷阱，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再依靠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而是转向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这样的机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使经济进入自我维持增长的轨道，逐步走向现代发达经济。这种自我维持的增长可能不是单靠经济机制就能实现的，而需要社会经济范式的转变。这是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点，或者说是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的使命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典型的追赶式发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追赶式发展创造了增长和减贫的奇迹，但也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即各种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高度集中和叠加，这必然导致跨越式和叠加过程中出现扭曲、紧张和各种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这些既是“高速增长”的烦恼，也是后发追赶式现代化所面临挑战的真实体现。中国经济学需要对此作出理论回应。
中国自主经济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对“熊彼特问题”的回答，更是对时代和人民问题的回答。时代是出题者，人民是考官；大写的问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都将其视为现代化的典范。英国作为一个本土自发的现代化国家，其路径比较清晰，即先经济增长，然后社会动员、价值观转变，最后是政治发展（这一点在学界也存在争议）。能以这种“平静”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多。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长达几个世纪，一般一个时期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对一次危机。但在二战以来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并不是按顺序出现的，而是同时出现的。早期现代化国家对后发赶超国家的“示范作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期待。现代化是多维度的，不只是工业化、城镇化，也不只是经济发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轨道和时间表，并不一定非要协调推进。成功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并行发展，不能说某一方面的发展（如经济）发展起来了，其他方面就一定跟着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协调推进，往往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就中国而言，经济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却显得滞后。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保持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是中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5000年文明与中国经济的历史背景
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都与中国的历史基因分不开。
在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早熟的文明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繁荣，以及从中积累的重要经验和价值。“早熟”的判断，体现了中华文明并非按照“天经地义”的演化路径发展起来的。而这种所谓的“天经地义”路径，往往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的演化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回“西方中心主义”，更不是强调只有西方国家的演化路径才是唯一的“正确”。其实，要讲中华文明、讲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不与世界进行比较，“特色”一定是比较的产物。这里的早熟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赶超相呼应，正好印证了那句话：早起晚追。因为无论是早熟还是赶超，都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没有走“常路”，这本身是中国特色，但必然会带来各种问题。就像长臂猿进化成人类是最困难的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注定让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艰难诞生期。
此外，我们也不能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过去五千年的经验割裂开来。虽然我们呼吸的是新社会、新时代的空气，但今天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模式，无一不是打上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烙印。这也决定了，所谓中国特色，是以几千年为单位形成的一个“长时期”的特征，如果拘泥于总结一个瞬间（十几年、几十年）的特征，就无法抓住本质。此外，中国的历史传统并不全都代表中国的优势，尤其放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比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整体思维、中庸之道、秩序伦理和权威主义等等，往往被看成是中国的经验或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都要一成不变地继承和发扬。其实，肯定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反思、去修正，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合上书本，一个深刻的感受是，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学提出了很多思考。有的只是一些思想火花，需要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有的领域需要拓展和探索；更多的需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中积累和科学总结。但中国经济学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理论命题，这也是“自主”的体现。正如张小静在本书后记中所说，交上这份“答卷”时，我还是很紧张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学这个主题宏大，更因为实践在发展，中国经验在不断丰富、积累、拓展。希望张小静的新书能引发更多的讨论，继续深化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宏伟工程，努力回答中国、世界、人民、时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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