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的聂鲁达形象让人难以忘怀：他体态肥胖，眼睑下垂，说话缓慢，总体上显得冷淡，但一旦他开始朗诵诗歌，或者和恋人玛蒂尔德一起慢慢跳舞，他的激情就会从他身体十分有限的出口中迸发出来。
聂鲁达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他已连续多年被提名。毫不夸张地说，他年纪轻轻便已是伟人，享誉全球。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之歌》、《栖息在大地》、《诗章》、《元素颂》等在风格上“独树一帜”，不像许多大诗人的诗那样引人去分析和思考。他的诗往往是汹涌情绪的纯粹流露，像心脏起搏器一样，以近乎物理的方式撼动着人们的心灵。
我们甚至失去了黄昏。
今晚，当蓝色的夜幕降临人间时，没有人看到我们手牵手。
我从窗户看着远处山脉的日落。
有时一片阳光就像我手中的一枚硬币一样燃烧。
我记得你，我的内心充满了你所熟知的悲伤。
那时你在哪儿？
还有谁？
你说什么？
为什么当我难过并感到你离我很远的时候，这份爱却突然来临？
我把那本在暮色中始终翻开的书扔在了地上，披肩像一条受伤的狗一样卷在了脚边。
永远，永远，你退入黑夜，退向黄昏抹去雕像的地方。
这样的诗简直霸道，决定了阅读的感受和方式。然而，一旦感知到作者的性格，以及他在作家作品面前的态度和“倾向”，阅读体验就会进入另一条轨道。今年7月，聂鲁达将迎来120岁生日，我不禁回想起自己曾经多么讨厌他的自恋。
1973年9月中旬，聂鲁达完成了自传。11天后，他便去世了。他的死因一直存疑，因为9月11日，智利首位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政变军杀害。作为阿连德的密友，聂鲁达也步其后尘，难免引发质疑。毕竟，拉美各国军阀政治黑暗横行。他的自传最早的中译本名为《我经历了所有的酸甜苦辣》。过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书中只能看到作者的主角光环。聂鲁达游历世界各地，很少逃脱危险，大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狂热的崇拜者，贫困、孤独，都是他凸显自己的手段，没有一页看不到被反复强化的“我”。
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中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
在拉丁美洲，著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常常从政，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墨西哥的帕斯。1927年，聂鲁达被政府任命为驻外大使。外交部给了他几个选择，他随口就选了缅甸首都仰光，担任驻外领事。这次就任之旅，相当于一次游历欧亚的旅程。当年6月，他乘船横渡大西洋，抵达葡萄牙里斯本，然后去了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和马赛，最后来到上海。之后还要去新加坡，坐船几天才到仰光。
聂鲁达 1927 年在上海的经历是怎样的？“这座名声不佳的城市就像一个致命的女人一样吸引着你，”他写道。“上海向我们两个流浪的乡下男孩张开了黑夜之口。”他和他的同伴阿尔瓦罗去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这些夜总会是“罪恶和迷失灵魂的巢穴”，“我们在那里浪费的只是时间。”
聂鲁达当时只有23岁。回去的路上，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天开始下雨了，而且雨越下越大。然后细节出现了：黄包车夫体贴地停下马车，小心翼翼地用篷布盖住车头，不让一滴雨水溅到他们的鼻子上。聂鲁达写道：“他们真是一个优雅而体贴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被浪费。”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久，人力车夫赤脚奔跑的声音与其他赤脚在湿滑的人行道上有节奏的奔跑声汇合，声音逐渐变小。“这说明人行道已经结束。显然，我们现在行驶在城外的空地上。”
人力车突然停了下来，车夫熟练地解开了遮雨的篷子。车外一片荒芜。聂鲁达和阿尔瓦罗从人力车上下来。七八个中国人围了上来，伸出双手，大喊“钱！钱！钱！”阿尔瓦罗想拔出武器，却被打了一拳。聂鲁达也被打了一拳，但中国人在半空中一把抓住他，防止他摔倒，而是轻轻地把他放在湿地上。
聂鲁达把这次历险写成了异域风情的一部分。我敢肯定，没有一位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历史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个故事当成可以引用的史料。毕竟，诗人的话不能当真。不过，诗人对场景的描述，实在是大师级的水平。他只用寥寥数语，就写出了自己坐车时听到的声音，就让读者看到了雨夜里人力车夫疯狂奔跑的场景。接着，车夫和他的同伴们露出了真面目：
“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搜查了我的口袋、衬衣、帽子、鞋子、袜子和领带，就像魔术师展示高超的技巧一样。我们的衣服一寸不剩，我们身上的一点钱一分钱也没剩下。但有一点：他们遵循了上海小偷的传统，对我们的证件和护照非常小心。”
这次抢劫堪称“完美”，让人觉得有神在保护这位伟大的诗人，用最危险的经历给他增添传奇色彩，让他安全逃脱，以便日后可以绘声绘色地书写下去。无论如何，上海大盗对行业规则的严格遵守，保证了聂鲁达能够保持高昂的精神，继续他的旅程。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2年。当时，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后从流放地回到智利。在首都圣地亚哥，他再次坐上一辆载着陌生人的汽车，再次被穷人包围。但这一次，汽车没有在黑夜里驶向抢劫现场，而是驶向了另一个赤脚人的聚集地：圣地亚哥的中央市场，工会组织的活动大厅。
市场上的工人穷得连鞋都买不起，他们聚集在简陋的大厅里等待他们的偶像。大约有 50 个人坐在板条箱或简单的木凳上，有些人腰上系着麻袋，就像围裙一样，有些人用打了补丁的旧内衣遮住身体。其他人在智利七月的严寒中赤裸上身（智利位于南半球）。聂鲁达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写道：“他们都用我们国家的人民那种呆滞的、漆黑的眼睛看着我。”
聂鲁达的口袋里装着一本《我心中的西班牙》，这是他写的一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政治诗。聂鲁达对这些人肃然起敬，他们面无表情，目光紧盯着诗人。他拿出这首诗：他的脑海里在想：“我该如何对待这些听众？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生活中的什么会让他们感兴趣？我无法决定。”
他读了一首又一首诗。他没想到这些没有受过教育、心胸狭隘的工人竟然对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如此感兴趣。当聂鲁达站起来鞠躬致意时，“一个男人站了起来。他是腰间系着麻袋的男人之一。他说：‘我也想告诉你们，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如此感动，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
但这个故事并不能打动我，因为我不喜欢里面的自恋。聂鲁达总是不遗余力地描述人们对他的敬仰，他看着那双眼睛和那双黑眉毛，如此专注地跟着诗句读下去。他说：“我意识到我的书正中要害……我被自己朗诵诗歌的声音感染，我的诗与那些被抛弃的灵魂紧紧相连。”有文化抱负、有写作理想的人，都苦于不被看到、不被听到，但聂鲁达又怎么能拒绝人们的掌声呢。
不认识他的人也对他怜悯不已，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他鼓掌喝彩。在智利最大的煤矿洛塔的灼热硝石层中，一个面目全非、双眼被灰尘染红的男人从狭窄的坑道里走上来，他向诗人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手上的皱纹就像一张草原地图”）：“兄弟，我认识你好久了。”在舞厅里，聂鲁达训斥两个打架的男人，其中一个拦住了他。他以为要挨打了，可那人眼含热泪地说：“我和未婚妻是因为一起朗诵你的诗而相爱的。”说罢，他拿出一张未婚妻的照片，希望聂鲁达亲手拿着。”
支持聂鲁达的穷苦民众，并不仅限于智利、阿根廷和西班牙。二战结束后，他曾被邀请到苏联参加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51年，他从苏联来到中国参加和会，并向宋庆龄女士颁发了列宁和平勋章。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很喜欢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脸上的笑容让他难以忘怀。此外，这段时期的高光时刻发生在意大利。在罗马火车站，聂鲁达正好在换乘火车，但火车还没停稳，就有许多人从车厢里出来欢迎他：头顶上举着鲜花，向天空高呼诗人的名字，人们高呼“聂鲁达，留在罗马！”“聂鲁达，别离开意大利！”“让诗人留下来！”
几天后，他被安排到意大利小岛卡普里岛居住一段时间。岛上人民的贫困与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相结合，完美地唤起了聂鲁达对智利家乡的回忆。那是他接待诗人天使的地方和时间。他记得大自然的一切奇妙：连续数月的大雨、地震、火山爆发，大海的巨浪咆哮而后退，永无休止。在卡普里岛上，聂鲁达度过了创作的最佳时光：虽然孤独，但有相恋多年的恋人玛蒂尔德陪伴。他缺钱，却日夜与“世界上最淳朴的人”相伴。这次在卡普里的短暂停留，后来成为电影《邮差》的灵感来源。原著由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梅塔撰写，影片不出所料地获得了奥斯卡奖。
主人公的光环紧紧笼罩着他，聂鲁达的回忆录几乎不允许读者对他有任何其他的认识，他的突然出现意味着诗歌的胜利，他的写作、诗歌的传播、个人的流浪，都是团结、自由、斗争的赞歌。
人们因他的诗歌而团结起来，世界各地的文学同仁也与他志同道合。西班牙“27一代”的许多诗人——加西亚·洛尔迦、塞尔努达、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都是他的朋友。聂鲁达对后来获得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维桑特·阿莱桑德雷只给了一个词的评价：“无限多维”。他不断赞扬法国左翼作家和诗人——艾吕雅、阿拉贡、雷韦尔迪的艺术，歌颂与他们的友谊。至于苏联，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后举世瞩目的“红色首都”，更是意义非凡。他写道，著名苏联作家爱伦堡曾问过他：“你为什么在诗里写那么多根？”
这是一个诗人应该写的问题。为什么？聂鲁达的回答就像一首诗：
“确实，边疆在我的诗歌中扎下了根，这些根从未被拔掉。我的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朝圣之旅，总是回到自己身边，总是回到南方的森林，回到我心中迷失的森林。在那里，大树有时会被它们700年的生命力所砍伐，被风暴连根拔起，被雪摧毁，或被火烧毁。我听到了森林深处树木倒下的泰坦尼克号的声音：橡树在灾难的轰隆声中倒在地上，仿佛用它们巨大的手拍打着大地。树根暴露在空旷的地方，暴露在时间的敌人、湿气和地衣中，暴露在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中。最美丽的是受伤或烧伤的张开的手，当我们在森林小路上遇到它们时，它们会告诉我们埋藏在地下的树木的秘密，滋养树叶的奥秘，以及植物王国深处的肌肉。它们可怜又蓬头垢面，但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美：它们是雕塑由地球深处塑造而成——大自然的秘密杰作。
以前，我懒得去仔细读这些文字。如果一个人如此自恋，轻易被自己感动，他能说出什么有见地的话？如果他总是说他有很多支持者，全世界都在等待他的崇拜者，那他的故事又有什么值得我共鸣的呢？
多年后，我在一次读书谈话节目中再次翻开聂鲁达的回忆录，这次重读让我发现了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位诗人并不是一个政治上幼稚、满足于成为国内外左翼运动吉祥物的人。
他个人当然陶醉于人民对他的支持，但对于人民的无能甚至“背叛”，他也不避讳。1970年，左派终于赢得大选，阿连德上台执政。三年后的9月11日，他在总统府去世。对此，聂鲁达没有指责反动派谋杀了他，也没有悲叹革命的失败。凭借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他理性地说，阿连德之死是由一系列错误造成的：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阿连德低估了反动派的力量，支持他的人民因为没有及时组织起来而没有起来保卫他，所以阿连德只能一个人坐在总统府里，用手枪抵抗凶狠冲过来的政变士兵。
回忆录是他个人风格的延伸，这种风格意气风发，始终回归“我”。没有这种风格，聂鲁达就不是聂鲁达了。我意识到，在少数可以称为“不朽”的作家中，聂鲁达其实很少被谈论——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谈的。评价他的自恋有点令人扫兴。他就在那里，像一门弹药取之不尽的大炮一样喷涌出诗歌。那些诗只是诗本身，不需要立场或理念去维护和辩护，人们自然会仰视和观看。
这就是聂鲁达“独特存在”的证明。我们知道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是“反抒情的”，但他会批评聂鲁达吗？我想不会。
聂鲁达是个例外，他凌驾于那种可以批判和反对的抒情之上。当爱伦堡问他为什么总是喜欢写“根”时，他便开启了抒情的洪流，在洪流中滚滚而出记忆中那些在他诗歌的沸腾锅里被无数次翻腾过的事物：雄伟的森林和树木，以及更为雄伟的摧毁它们的风暴、冰雪和火灾，以及树木在倒地时雄伟地撞击大地，献出自己的根，进入被时间摧毁的雄伟过程。如果一个诗人能够在自然的力量中处处看到雄伟，并以多种方式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么他那种“树立榜样”的习惯、那种习惯性地戴上主人公的光环就可以被原谅了。
此文献给聂鲁达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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